2019年8月1日，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赴云南昆明社会实践队前往官渡区官渡古镇——古渡梨园调查和体验昆明花灯文化。
官渡区位于云南省昆明主城东南、美丽的高原明珠滇池北岸，地处现代新昆明主城与呈贡新城的连接带，是云南省会城市昆明主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滇池古渡口“官渡”而得名。官渡，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区，一个历史悠久而丰厚的文化宝库，各族人民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谱写了极富特色的历史篇章，留下了绚烂的文化。“花灯”，这一极富特色的民间艺术是官渡人民世代相承的智慧和文明的结晶，是官渡人民的宝贵财富。2005年官渡区被区人民政府、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滇剧花灯艺术之乡”，列入首批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意味着官渡区花灯在昆明市、官渡区传统民族民间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传播，昆明花灯文化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创新？事实出人意料，在采访古渡梨园负责人洪小柱老师时，她这样讲：从89年开始，小剧场就没有经费支持更换布景，在她接手的五年里，观众逐渐流失。尽管可以进社区、进学校宣传，又因为”学业为重、事业繁忙”等原因而缺少支持，昆明花灯一度陷入了“上不管，下不学”的艰难处境。
说到花灯文化的传承，洪老师说，我有两名学生。队员们问及学生今天是否有表演，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花灯表演不足以养活一个人，这只是他们的副业、兴趣和情怀。在提倡保护非遗、保护传统文化的今天，这样有价值的文化变成了一种情怀，听到这样答案的队员们有些无奈。
被问到“面对受众少的情况是否尝试过内容创新“的问题时，洪老师面露难色，”创新的一些节目也有，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创新，最大的问题出在经费上，从决定开始创作到写剧本再到后来的舞美、服装、人员调配等，都存在一个经费问题，民间剧团的困难就出现在这里。在两年前提倡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时，我们做了一部戏叫‘扶贫村官’，是用滇剧的形式来表现现代村官风貌的体裁，我们逐级上报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剧，并参加比赛获得一等奖、二等奖。但是现在精准扶贫的戏已经过时了，所以说创新很难。“洪老师提及一部新剧的寿命最多两年，可打造这个剧就需要两年时间，等完成的时候就过时了。
“太难了，太难了。“这是采访过程中洪老师一直重复的话，大家不知道她五年坚持的动力是什么，她说只是情怀。我们听出了老师对花灯文化的热爱和激情，也听出了无奈与心酸。
“他们早上十一十二点多就来了，有的还没吃饭。”这是花灯迷的生活常态，他们平均年龄在75岁左右，古渡梨园是他们主要的听戏场所，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梨园的演出时间是下午两点到四点，听着花灯长大的那一辈早早来这里找自己的座位，和旁边的人说说话，听戏，聊聊家常。
“那一辈人的热爱很纯粹，这是一种情怀吧。”洪老师看着那一批忠实观众，欣慰又带点失落，“虽然基本上每年都有观众流失。”
流失的不只是观众，还有传承者。梨园演出的前三天我们在一些景点对当地人做了一些采访，她们也是听花灯长大的，但是随着现代各种娱乐项目不断兴起，花灯受众度变得很小，愿意传承下去的人越来越少。此外，在没有外力帮扶的情况下，编剧对曲目的创新会有很大阻力，现代媒体更新速度过快，不断冲击着需要精细打磨的本土戏曲，传统花灯表演面临的苦难并不是成功申遗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活起来，活在人们的生活中，而不是仅仅存放在博物馆陈列柜供人遥望。
下午两点，舞台帷幕被缓缓拉开，《母女泪》第一段准时开演，花旦嗓音嘹亮，将故事娓娓道来，观众席角落的人也在跟着角色低声吟唱，中途没有人离场，馆内的爷爷给各位看官添热水，不时闲谈几句。
洪老师说，她接手这里五年了，五年间无数次的演出在旦角和看客间建立了极深的信任，看客们逢戏必看，风雨无阻，就算大冬天也会在梨园坚守；演出团队无论观众多少，每次演出都妆容精致，道具备全。
锣鼓声密集响起，看客们拍手叫好，旦角收声回走，帷幕缓缓收拢。
据了解，官渡花灯演唱活动源远流长。根据现有资料考证，昆明花灯始见于清代嘉道年间（1796~1821年），到了道咸年代，官渡区的广南卫、小厂村、大板桥等便有了灯班的演出活动，清末民初（即1912年前后）花灯进入了繁荣昌盛时代，并不断朝着新的方向发展。仅就上世纪20年代施章收集的15个传统花灯剧来看：除少数保留原貌外，其他（特别是富有民间色彩的）都不同程度地朝着本地区的方言、言音、土语、民俗等方向转化，逐渐把原剧本中的语言改为了官渡区的地方语言。有的剧本甚至只保留原框架，内容却全被地方化，如《乡城亲家》正因艺人们改变了内容和口语，好像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群众周围，所以深受群众欢迎。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的官渡区人施章先生，曾收集昆明传统花灯进行了深邃的探索，并编成 《农民杂剧十五种》，还以简谱形式记录了部分剧目的主要曲调。
文字丨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候琳 闫瑞盈
图片丨植物科学技术学院 赴云南省昆明暑期社会实践队
审核人：熊攀攀
编 辑：霍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