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点赞破百万的视频中，一位前程序员在田间插秧，配文“差点忘了以前是写代码的”；另一条视频里，前金融精英在夜市摆摊卖烤串，自嘲“现在的手是用来颠勺的”。这类“身份反转”内容的病毒式传播，形成了“差点忘了自己以前是做什么的”系列爆款。视频主角们或是笑着擦拭汗水，或是眼神中闪过迷茫，评论区则涌动着“我也是”“同感”的共鸣。这种集体性的身份解构与重构，不仅是社会现象的表层呈现，更是时代转型期个体生存状态深刻变迁的哲学投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注脚。

“逃亡”背后：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突围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根本关系的科学概括。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尽管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升职加薪”模式正变得难上加难，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线性上升职业发展路径逐渐瓦解。这种结构性矛盾直接催生了两股社会意识的碰撞：一方面是“职业安全焦虑”的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身份流动性渴望”的觉醒。当“铁饭碗”变成“瓷饭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是否应当跳脱线性的职业轨道，转而从全新的路径中寻找收入与价值感。

马克思指出，“人活着主要有两种需求，一种是精神的，一种是物质的。”当物质生活变得充裕，人们的心灵就开始渴望更高层次的满足，更希望实现自我价值和精神追求。当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当“996”、“007”和繁重的KPI损害身心健康，人们便开始用“身份逃亡”完成对工具理性的突围。程序员返乡插秧不是“返祖”，而是用土地的治愈力对抗代码的异化；白领摆摊不是“堕落”，而是用市集的烟火气消解职场的冰冷。这种看似“降维”的选择，实则是对“人的尺度”的重新校准。

依据人类物质生产时的自由情况，马克思把人类的发展区分成“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个阶段，前者是人受支配的异化状态，后者是人支配物的解放状态。旧职业路径的崩塌，恰恰暴露了尚未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时的“必然王国”的局限性——个体被固定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职业身份成为束缚人的异化力量。而如今的“身份逃亡”，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突破“必然王国”的契机：当程序员放下键盘拿起锄头，当白领脱下西装套上围裙，他们正在通过职业身份的流动，尝试摆脱“物统治”的枷锁，向“自由王国”迈出试探性的一步。这种“突围”或许笨拙，却蕴含着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萌芽。其价值不在于能否立即构建新秩序，而在于当千千万万的个体拒绝被定义，资本逻辑主导的“职业规训体系”便开始动摇。

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些看似笨拙的尝试，正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生动的预演。

社会关系变革：从“单位人”到“网络人”的身份重构

职业路径的嬗变，必然引发社会关系的连锁反应。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数字化浪潮下，新一代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全球经济和社会运行模式。数字技术支撑的数字社会连接也显示出根本性变革，拓展了社会连接的边界，促进了社会连接的信息共享，提升了社会连接的时效。人们在工作与生活中原有的连接方式转换成了数字网络的数字连接，“社会—单位—个体”这种固定社会秩序地逐步解构。

在过去，职业身份实际上决定了社交圈层。而如今，职业身份多重变革则衍生出多重跨界社交网络。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个体可以同时是“前世界500强企业员工”“现返乡创业者”和“拥有50万粉丝的博主”，多重身份的叠加消解了单一职业的压迫感。这种变革背后，是社会从“组织化生存”向“网络化生存”的转型。

曾经，“单位”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载体之一，不仅分配职业身份，更通过薪资、福利、社交等制度将个体牢牢嵌入“组织化生存”的框架中。类似医生、教师、公务员等标签，本质上是单位制度下的“社会关系通行证”，其认可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体制稳定性的依赖。而当社会交往和评价体系悄然发生转变，个体不得不重新定义自我价值。

马克思曾预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今天的“数字部落”虽尚未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却已展现出突破传统社会关系束缚的可能。当个体不再依赖“单位”赋予的身份，而是通过数字化的社交媒体平台自主选择联结对象，他们正在实践中探索“真正的共同体”的雏形——这种共同体不基于血缘或地域，而源于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同追求。

破局之道：在身份裂变中以实践寻找新连接

马克思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更是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面对社会转型，个体与社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寻求新路径。对个人而言，关键在于构建“可迁移能力”。传统职业观念中，技能往往与特定职业紧密绑定，如“写代码”对应程序员、“教书”对应教师。然而，流动的时代下，这种观念极易因职业变动而失去价值。因此，个体需要实现从“写代码”到“解决问题”的思维转变，从“教书”到“知识传播”的价值延伸，以辩证思维让技能脱离具体职业场景的束缚。也就是说，要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不同场景，解决各类问题，从而拓展能力边界，打破“职业异化”的循环，向“自由劳动”的理想状态靠近。

同时，借助数字平台打造“复合型身份”是个人应对身份焦虑的又一重要策略。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步打破传统职业的时空限制，个体也存在更多职业拓展与身份拓展的可能性。就例如“前记者+现自媒体人+公益倡导者”这种身份叠加模式，能够使个体在不同领域发挥不同作用，持续提升个体的能力与扩大影响力。这种策略也与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紧密相连。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工业生产使得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劳动的异化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不到协调发展，人的发展被局限于特定的劳动领域。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数字时代下，个体通过多重身份的实践，能够接触和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实现知识、技能、情感等全方位发展，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分工的限制，走向全面发展。

个人策略的有效实施当然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党和国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路上提出的政策方针路线，持续为个体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近两年，教育领域新高考改革打破文理分科局限、职教高考拓宽职校生升学路；就业创业方面支持新就业形态，保障灵活就业权益、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文化领域包容多元动画创作、助力非遗传承创新，种种都是国家在探索为流动身份提供制度性支撑的有力尝试。这些政策虽然尚未发展完善，但都体现了社会革命的渐进性。

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并非一蹴而就的突变，而是通过辩证否定和历史唯物主义逐步实现。当社会为个体提供公平、包容的发展环境时，个体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将得到充分激发，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社会改革与个人发展相互促进，才能共同构成破局的关键力量。

身份认同的“液态化”生存：从“抽象的人”到“具体的人”的回归

基于上述个体与社会的应对策略及实践探索，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未来身份认同的发展走向，也就是社会学家鲍曼提出的“液态现代性”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在未来，职业身份将更像“角色扮演游戏”。个体根据场景需求切换不同身份，而非被单一标签定义。这能够推动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从“身份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将会为个体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让更多人能够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个性化的发展路径。

这一趋势与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形成呼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被简化为“劳动力”这一抽象符号，使其失去了丰富性和独特性。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劳动者固定在特定的生产环节中，使其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人的社会关系、精神世界等都被忽视。而当下“液态身份”的出现，有利于个体通过多重身份的实践，积极参与不同的社会活动，不仅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还能在交往中建立丰富的人际关系，在创造中实现自我价值。这样，个体的感性活动、社会关系、精神世界得到了有机统一，实现了向马克思所说的“具体的人”的回归。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时代转型阵痛期：断裂中的焦虑与重建中的韧性

“差点忘了以前是做什么的了”系列的爆红，本质上是时代转型的集体情绪投射和阵痛期。旧秩序的瓦解带来存在性焦虑，让个体对自身的定位和价值产生深刻疑惑——曾经熟悉的职业标签变得模糊不清，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新可能的涌现也孕育着突破的契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形态的更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直线前进的，而是充满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今天的身份焦虑，恰是旧生产关系与新生产力矛盾运动的体现。但我们也应看到，个体的韧性成长为新社会形态的萌芽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有力证明。在时代的变革中，更多人没有被焦虑和困境打倒，而是积极适应变化，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力在新领域中寻找立足之地。他们以自身的实践，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这正是新的社会形态所蕴含的自由、平等、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场“身份寻根运动”向我们展示出当个体不再被职业标签束缚，当社会学会欣赏“流动的精彩”，我们或许能迎来一个更包容、更有活力的时代。毕竟，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从来不是关于“我是谁”，而是关于“我如何成为自己”，关于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发展中，在否定与肯定的螺旋上升中，完成对“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不朽追寻。

文字|青年传媒中心 朱东方 黄端淇